谭凯 研究中国唐宋历史的美国“土著

2017-10-20 04:24

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,研究兴趣为中国9-11世纪的精英社会、晚唐都城,11世纪宋辽边界,死亡与丧葬礼俗等。代表作还有《宋辽边界的文化扩散与融合》(Cultural Diffusion and Hybridization along the Song-Liao Frontier)等。

  中古中国的门阀大族主导了中国数个世纪,关于他们在十世纪的完全消失,长期以来困扰着历史学者。在本书中,谭凯利用新的数据手段分析了大批量的史料,解开了他们消失的谜团。他通过所掌握的地理信息系统(GIS)和社会网络分析手段,系统地探究了数十年前出土的数千方碑志,其中大部分从未被学者研究过。

  《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》英文版(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)

  谭凯的新书自出版之日起,就受到学术界和历史发烧友的广泛关注,他的新书主要论述了唐代中国贵族的原因。几百年来,历史学家通过历史档案的记载,认为唐代科举制度的普及,让中国的贵族传统及“门阀士族”的在不断缩小,随着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,中国贵族传统不复存在。

  安史之乱是中国中永远的痛,那一年,身居现在、等地的军事长官安禄山,联合北方契丹、突厥等少数民族,率领20万大军南下,攻破了唐朝的首都长安和洛阳,将唐玄赶到了四川。这场内乱延续了8年之久,虽然最后被,但却付出了4000万人死亡的代价。安史之乱标志着唐代由兴盛衰落,也是中华文化由多元向宋代封闭保守的重要转折点。

  但是,美国学者谭凯却对此提出了质疑。在他看来,从安史之乱到唐朝,中间还存在着150多年的时间,如果这场战乱真的如此重要,那么就无释唐朝为何还会在安史之乱后又延续了如此长的时间。为了搞清楚其中缘由,谭凯独辟蹊径,绕过一千多年来历史学家的文字记载,直接使用最原始的材料——墓志铭,通过美国最新的技术——地理信息系统(GIS)和社会网络分析手段,以及对大量门阀贵族的出生、生平和迁徙线进行统计和分析,查看他们的生活、婚姻状态,得出了迥然不同于几千年来历史学家的结论。

  谭凯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宋史名家士,进行宋代历史的学习。他发现,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看,唐代和宋代有截然不同的制度和历史文化,宋代的精英往往都是由科举考试选拔的寒门士子,贵族传统已经彻底消失。他于是开始着手对五代十国进行研究,希望可以通过当时出土的墓志,寻找到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。但令他失望的是,五代十国时期因为战乱,根本找不到多少墓志,资料太少,无法进行他一直渴望的数据统计和分析,他只好上推到唐代,分析唐代整个300年贵族传统的变化。

  谭凯使用了几千个墓志铭,通过分析,他发现出土的唐代墓志很多都是在安史之乱之前,记载着他们大量的出身信息和迁徙信息。这些唐代贵族喜欢追慕久远的名人,往往会将同姓的名人看作自己的祖先。在那个时代,全社会都讲究“拼爹”,讲究出身。安史之乱爆发之后,出土的墓志大量减少。可到了晚唐时期,随着唐朝不断的,对地方藩镇的不断削弱,社会又呈现和平景象,贵族的墓志又出现了直线上升的趋势。在谭凯看来,这种趋势足以说明安史之乱之后,唐朝并没有完全没落,相反,唐朝吸取了安史之乱的教训,积极将收回中央,从而出现了晚唐的几次中兴。

  但是为何一千多年来,中国历史学家们没有注意到黄巢之乱的重要性?谭凯通过分析,认为随着黄巢之乱时期,大量贵族和文人士大夫们的死亡,使之无法对战乱的影响进行详细记载,再加上后世历史学者,如北宋司马光等人写作《资治通鉴》,为了现实的目的,即劝谏要励精图治,不要如同唐玄那样安于,故意夸大了安史之乱的作用,而这些历史著作又成了后来所有历史学者分析历史的基础。

  谭凯这一论点提出之后,受到了很多学者质疑,他们认为谭凯过于强调黄巢之乱,有些矫枉过正。对此谭凯也进行了回应:“我不得不这样做,因为大家太强调安史之乱了,对安史之乱讨论得也足够多。安史之乱后,唐朝的官僚很多都还是出身于贵族家庭,科举制对他们没有丝毫影响,他们在安史之乱爆发后迅速作出调整,适应了新的情况,继续控制着王朝的系统。可黄巢之乱爆发后,大量贵族精英死亡,很多贵族遭到灭族。这一点很多人没注意到,所以我必须要加强它的影响,才能纠正人们一直以来偏颇的认知。”

  谭凯:唐朝的确是一个全球性的帝国。他们不太在意自己的身份,到底是汉族血统还是胡人血统,通过墓志铭的分析,你会发现,很多门阀精英都承认自己的祖先是匈奴或者鲜卑民族。他们跟后来的宋代精英不一样,在宋代,如果你不是汉族人,你可能都没有办法做官,参与。此外,唐代的女性地位也比较高,很多墓志铭里面,都有专门为女性所写的墓志。他们墓葬的规模,有些也与男性一样,可见在唐朝,女性的地位与男人是差不多的。

  谭凯:我只是对唐代历史天然地感兴趣。我不完全明白中国古代历史与现在的中国有什么直接关系。我发现,现在中国人喜欢用历史讨论现实,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。中国自《史记》以来,有着2000多年写历史的传统,很多官僚都会记录历史,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历史传统,为当下的一些制度的转变寻找的依据。我的研究方法更像科学,我使用数据做统计,只是去了解历史真实的情况。可能很多人喜欢评论历史,但他们必须要基于基本的历史事实,我其实就是给他们奠定基础的人。

  谭凯:我每次做研究,都会使用前人没有使用过的方法,我觉得这是我的贡献。我使用社会学统计,是想证明群体的普遍意识。中国古代的档案史料,往往只记录精英的事迹,它不一定代表当时社会普遍心态,大数据的统计弥补了这些不足。当然这种研究方法也不需要结合历史资料,只有通过资料记载,你才能根据数据去解释这些改变。

  我还有一个担心——很多读者阅读我的数据研究,但不检查这些数据的统计来源,也不考虑统计是否正确。他们时常拿过来直接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。这一点,我们必须小心,因为我也不能承认,我的数据就全部正确。比如我在书里面提出来,公元880年后,中国出土的墓志突然减少,我认为是黄巢之乱让贵族失去了财富,没办法安排好的葬礼,也没钱去雕刻墓志。但现在我也考虑到了其他的原因。因为唐代墓葬比较稀少,很多考古学家发现唐代墓志会立马进行研究,并在杂志上发表研究。宋代的墓志比较多,宋代史料也比较完备,所以很多考古学家觉得宋代的墓志不重要,就往往不会对新出土的墓志进行太多的研究。这就给人造成一种错觉,好像宋代墓志比较少。这些现象其实都会给我的数据统计产生影响,读者在阅读这些数据时,必须要考虑这些问题。

  谭凯:我现在有两个题目,一个是关于北宋民族主义来源。我觉得宋辽关系是历史上比较重要的问题,我尤其会强调一些历史上大的事件,及其这些事件对当时家的影响。北宋时期,有很多后来当了宰相的文人,他们都曾作为外交人员去过辽代朝廷,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经验比较特别,也会对他们后来当官之后制定政策产生影响。第二个可以看作这本书的延续,我想讨论门阀大族之后发生了什么,这本书主要还是从外在的历史事件去分析,我希望未来能够更多地考虑文化上的转变。